2012级社会工作专业班主任 孙守飞

1919年11月1日，“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半年左右，鲁迅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文章。在该文中，他这样语重心长地说道：“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对那些做父亲的人而言的。我觉得，这话也可以适用于那些“为人师表”们。尤其是对初为人师的我来说，其可能更有切骨见心之效。

这里，我对鲁迅先生的挪用可能是不当的。毕竟，如何做父亲和如何做老师，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但从孩子或学生的未来角度来看，鲁迅先生的话，也确实能给我们现在如何做一个老师，带来某种同一性的启发。这种启发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必须的担当和牺牲。用鲁迅先生的另外一句话说就是：“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这种牺牲必然是不计较个人的得失的，它永远面向“新人”的未来以及他们的各种美好可能。一个老师，如果不能让学生在自己那里，得到一点像蜜蜂采蜜后产生的“甜蜜和光明”；如果他带给学生的依旧是由黑暗、污垢和威胁构成的“蜘蛛网”，那么，学生的未来如何谈起呢？他们又如何能够做一个“新人”?

我记得，鲁迅先生曾经在《狂人日记》的最后，向世人高呼，要救救孩子。他的声音，就是想告诉我们，不要让孩子的未来命运在我们肆意摆弄的手中和冷漠的眼神中被扼杀了。或许有人知道，台湾歌手罗大佑先生在《未来的主人翁》中也这样深情地唱道：“每一个今天来到世界的婴孩，张大了眼睛摸索着一个真心的关怀。每一个来到世界的生命在期待，因为我们改变的世界将是他们的未来。别以为我们的孩子们太小他们什么都不懂。我听到无言的抗议在他们悄悄的睡梦中。”如果一个老师，能够听到学生这样无言的抗议，能够正视学生们那些对我们真诚而出于公平的期待，我想，他已经多少明白如何去做一个老师了。

事实上，我之所以提出“我们现在怎样做老师”这样可能让人非议或误解的问题，其初衷不过是在于，想为自己寻找一个可能为对的答案。我相信，对每个老师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不同的。但对于每个学生而言，至少有三点或许都是他们想要的：一，老师可以维护但不能伤害他们的正当利益。二，老师可以让他们学到点他们以前没有接触过的真东西。三，无论学生怎样，老师都能保持住“智识上的诚实”与心灵上的真诚。概而言之，一个老师需要坚持“不伤害”的基本原则,更能够帮助学生打开一扇或几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让他们切实地感受到一个更加真实、开放和联系的世界。这是充满麻烦和困难的事，但也可能是颇为紧要和“非如此不可”的事。

若再按照美国教育家肯•贝恩在《如何成为卓越的大学教师》一书中的说法，一个大学老师，需要问自己如下几个问题：一，我究竟知道与了解了学生什么？二，我如何为教学做准备？三，我对学生的期望是什么？四，我该如何教学？五，我该如何对待学生？六，我怎样检查自己的进步和评价自己的努力？显然，他的问题是任何老师无法回避的。这些问题相对于鲁迅先生的“救救孩子”之意，可能还停留在基本的认知层面和教育过程，而鲁迅先生对于如何做父亲，进而也是如何做老师的建言，则直接关涉到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处痼疾和长久隐患。这就不仅需要大智慧，还需要大爱。“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这是何等的莫大勇气和深沉用心。我做不到鲁迅先生这一点。但古人的话还是不错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最近以来，由于当2012级新生班主任的缘故，我更为深刻地体验了“我们现在怎样做老师”的迫切性及其内在意义。以我目前与学生接触和感受的程度来论，我对他们的“了解之同情”可能还没有深入到他们的世界中去，更难以和他们处在同一个境遇场域。在我看来，这些“90后”的孩子们，其不容小觑的地方在于，他们的身上已经被打上了时代和社会的清晰印记，以致于他们的内心世界是那样的多样或复杂。若我们认为，一个比他们多吃过几年社会饭的老师，一定有资格让他们言听计从，并以社会的“价值排序原则”要求他们，其结果注定会让他们屈从于一种适应的平庸状态和虚无主义式的逆反排斥心理，从而让他们和社会“同质化”或“同构化”了。那些被我们改变的世界，以及改变不了便只能适应的世界，其绝不应该成为学生们的未来。如果我们的今天是学生们的明天，那么，作为一名老师，理应反省自己的进步性何在，又如何能够承担起真正的教育者角色。若继续按照鲁迅先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的意思，一名老师最好是可以成为学生们前进途中的的垫脚石。只有让学生踩在自己的肩上，不再“因袭”那些沉重不堪的东西，他们才能看到外面不一样的世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光明之路，进而不用再做那些于一个本真的自我而言无益的功，或者，紧张于那些不必要的种种负累和无形桎梏。这样的话，他们才可能在身心上健全如一，“合理地做人”。

1924年，31岁的教授梁漱溟先生，在北大从教七年后，主动辞职离开了北大的讲台。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回答道：“因为觉得当时的教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他又进一步说，“教育应当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的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最后想到梁漱溟先生的这几句肺腑之言，我终于可以确信，一个老师如果不能关心学生们生命中的真实面相和心理的黑暗境地，放学生到更光明、更开阔的地方去，而为他们指引出一条实实在在的大路，那么，他可能真的是不配做一个老师的。由此而言，我们现在怎样做一个老师，则必然要看他为学生所谋的那点“道”，到底是怎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