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至今，电视问政由单向度的官员陈述发展为地方治理检验平台，由零星尝试发展为争先恐后的地方创新。如今，电视问政的规格更高、导向更明确、议题更聚焦，模式也更为多元：有以暴露问题为主、火爆犀利的公众问责式，有侧重“沟通官民”、温和理性的圆桌会议式，也有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其他模式。

完善运作流程与工作机制

革新管理流程。目前，问政主体代表性存在一定偏差。问政主体当属公众无疑，但掌握问政节奏力度的是电视台工作人员和主持人，在素材搜集、短片剪辑、现场追问等各环节中，难以做到既具有高度群众代表性又不带个人主观感情。因此，应强化问政主体代表性，保证组织机构人员的独立性。

应以革新管理流程来消除主体偏差。问政前，曝光问题短片的范围选定和素材搜集应采取随机过程，暗访和短片的制作、剪辑应有独立第三方评估部门进行跟踪监督。问政中，应设立规范守则并通过一系列手段保证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和嘉宾代表的客观中立。专家学者点评应中肯、建议要务实，将问题典型性作出理论阐述，从根源上为解决问题建言献计。问政后，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对于官员问责、整改情况、承诺兑现等信息的通报力度，在不同媒介设立动态更新的通报平台，为群众和媒体监督提供行动空间。

拓展问政对象。问政客体的涵盖范围相对单薄，对象过多集中于单位一把手。但是，公众感知往往更贴近于执行层面的细节问题，群众所反映也多是涉及多部门的综合问题。因此，问政对象应既包括一把手，也包括具体执行的中层干部，更包括部际协调不畅、职能不清等体制障碍。

应以拓展问政对象来扩大涵盖范围。将当前以单位一把手为主的对象，向上拓展到地区责任体系的第一责任人（党委书记、行政首长），向下定位到相关议题的职能实务操作者（不同单位的中基层业务干部），提高问政的务实性、针对性。同时，将体制机制性问题交由专业政策研究机构进行研究。

科学问责处理。问政评价落实机制还有待深化。不少地方的问政开始出现敷衍搪塞、承诺不兑现的情况，更有一些地方的问政沦为展示政绩的秀场。关于问政中整改承诺落实情况，公众仅能通过媒体获取零星静态信息，尚无一个可以动态更新的实时发布平台。

应以科学合理的原则，分类推进问责落实，加大问责处理力度。属于一个部门和领导的责任，就精确问政，问责单位和个人；属于多个部门和领导的责任，就集体问政，追究相关部门和责任；属于体制机制性的问题，就整体问政，对党和政府深化改革提出建议。要运用发散思维和抽象思维，就问题现象举一反三、寻根究底。同时，应建立整改落实情况的实时通报信息平台。

破解电视问政的先天缺陷

当前，问政主要依靠领导意志来推动，没有内嵌的刚性制度属性，仅作为一项工作举措存在，其力度、流程、要素很容易因首倡者和主推领导的人员变动、思路变化而随之流变，这是电视问政的先天缺陷，应通过拓展问政形式来破解此先天缺陷。将电视问政的内涵外延推广为“公众问政”，将电视单一媒介扩展为移动互联网、互联网、电视、广播、纸媒、平面媒体等多元媒介，辅之以市民志愿者、专家学者、人民群众团体、两会代表委员、人民督察员等力量，形成多层级、立体化的公众问政体系。

结合当前中央推动传统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来破解难题。重点通过全媒体、大数量、长时期的问政实践，不断培养、锻炼公众参政议政的习惯，不断经营、造就城市治理的问政传统和民意基础。长此以往，任何轻易改变、弱化或取消问政的举动，都会面临巨大公众压力和民意反弹。此外，公众问政的力量会自行延伸，破解问政作秀、力度不足、承诺落空等问题。

电视问政，归根到底，电视是作为大众媒介平台，其作用在于传播与放大效应，“问政”才是根本。“问政”二字，精髓在于官民互动。要做好问政，恐怕还要回归其古典含义——执政者来向民间人士询问请教为政之道。值得相信，电视问政这一创举同时从官民两方入手，其深入推行能够让公民习惯于有序行使政治权利、习惯于有效参与公共事务、习惯于有序表达合法诉求，也能让官员逐渐习惯于定期接受督导检查、习惯于真刀真枪公开接受考问、习惯于灵敏贴近回应民众。长此以往，问政会培养一批理性负责的公民，他们将饱含公共情怀，合法合理、有序有效地参与地区公共治理。问政也会锻造一批朝气蓬勃的官员，他们将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利用问政平台对公众进行法规宣导、疑问回应、政策解释，甚至引入民智、优化决策。如此，党的群众路线将会出现极具说服力的现实举措注脚，责任公民与阳光政府也将会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构筑起坚实基础。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